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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对儒家精神的现代诠释
发表时间:2019-06-25 来源:深圳特区报 字体:[][][] [打印] [关闭]

 

 

  梁漱溟对儒家精神的描述与阐释,是在理性层面的深入思考。

  ■ 马勇

  提要:

  儒家价值系统的第一步就是儒学创始人孔子以生为对、为好,即对人生的诚挚赞美。一个“生”字是儒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概念,知道这个字的真实含义也就把握了全部儒家精神。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没有别的特殊要求,一切都不外乎顺着自然道理活泼流畅生发。儒家精神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整个宇宙充满生意春气。

  儒家价值系统的第二步,就是一定要先得到其“无表示的道理”。他指出,向来研究儒家哲学的,只认识具象,而不晓得任何具象都是浮于两相反的势力之上而无根的。

  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待于旧传统上的新创造

  自明末清初中西交通以来,西方文化在清末民初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慢慢地形成一股强大的西学潮流。对于这股潮流,梁漱溟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认为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已不是从前那样把中西文化平等看待,持多元开放的正常心态,而是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要得要不得了。他不反对西方文化的合理部分,但认为不应该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待于旧传统上的新创造。换言之,即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

  由此,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梁漱溟所指的旧传统为何物,即中国传统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它与西方文化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

  梁漱溟承认,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无论二者存在何种差异都不足以判定一方比另一方落后。因为文化不仅无法进行量的测定,离开了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活背景也无法判定其优劣。而且,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单向的线性进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不是前者不及后者,而是文化体系、思维路向和价值体系的根本不同。质言之,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人生路向、人生态度,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积极向前进取,而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不提倡物质享乐,也不是印度的禁欲主义。中国人不论境遇如何,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一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无征服自然的态度而又有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思想倾向。

  梁漱溟的这个判断与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的道家思想极为一致,但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他对中国传统精神的这种定位,实际上是指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当然,儒家精神中的天人合一、中庸调和、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以及安分守己等伦理训条都正是梁漱溟这种判断的说明材料。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梁漱溟的这个判断不仅与中国固有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是颇有价值的。因为在他作这种判断时,无疑充分考虑到社会条件对精神文化的制约和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任何精神文化都只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中国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只是中国两千年来农业经济的结果。两千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由此产生的中国文化便是一种农民式的意欲自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文化。不仅道教、儒学如此,即便是中国佛教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文化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的需要,维持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两千年来功不可没。假如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自调机制必将有效地保障其文化与社会的相对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性质不同,他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其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基本精神更是无可非议的。

  儒家的概念高度抽象,但讨论的问题都很实际,总是拿生活的事实来说明

  根据梁漱溟对儒家精神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独特的路,除去农业生活等其他原因不说,很重要的一条是中国人在儒家精神的影响下,宗教意识太淡薄,即使在形而上的层面,也多为抽象的讨论,因而避免了西方和印度哲学“蹈虚”的错误。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或印度人那样,讨论那些呆板的、静体的问题,中国人自古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作为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绝非静体的哲学。他们只讲些变化上抽象上的道理,极少去过问具体的实在问题。如中国人虽然亦讲金、木、水、火、土,但与印度人所讲的地、水、风、火“四大”,以及古希腊人所讲的水、火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表达的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意味,后二者实指具体的物质实在。

  梁漱溟指出,因为西方讲具体问题所用的都是一些静的、呆板的概念,而在儒家精神中,貌似具象的物质总是富有抽象的、虚的、形而上学的意味。不但阴阳乾坤只表示意义而非实指,就是具体的物质如“潜龙”“牝马”之类,在儒家精神中也非仅指实体,而是具有高度抽象的意味。要认识这些抽象的意味或倾向,无法凭信西方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只能凭借直觉去体会、去玩味。感觉、理智在这里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精神是一种艺术的智慧。

  基于这种分析,梁漱溟强调,讨论儒家精神,最忌拿抽象玄学的推理应用到属于经验知识的具体问题,而应注意体会儒家固有的玄学概念和方法,凭借直觉而非理智来玩味儒家精神,无法期望从中推演出多少道理来。他指出,儒家的概念高度抽象,但讨论的问题都很实际,总是拿生活的事实来说明。因此,讲儒家精神,决不应只在文字上求,文字不过是代表观念的一种符号,其真正的底蕴是无法通过文字加以表述的。从现代哲学方法论的观点看,这自然是一条较有效的研究道路。

  梁漱溟强调,儒家的精神原则已如上述,这些精神原则在哲学层面的表现就是“无表示”。他指出,凡一切事物的存在为我所意识的都是一个表示,无意识的不表示是与主体不相干的,不是主体所能意识与所能感觉的。譬如由调和到不调和的变化,结果又归于调和,这只是不得不用语言来表示它,实在这从调和到不调和的两者之间也未尝不调和,并不能真正分出从某点到某点为调和,从某点至某点为不调和,语言的力量在这里表现出相当大的局限性。

  梁漱溟认为,儒家价值系统的第一步就是儒学创始人孔子以生为对、为好,即对人生的诚挚赞美。一个“生”字是儒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概念,知道这个字的真实含义也就把握了全部儒家精神。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没有别的特殊要求,一切都不外乎顺着自然道理活泼流畅生发。儒家精神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整个宇宙充满生意春气。

  儒家价值系统的第二步,依据梁漱溟的分析,就是一定要先得到其“无表示的道理”。他指出,向来研究儒家哲学的,只认识具象,而不晓得任何具象都是浮于两相反的势力之上而无根的。很显然,梁漱溟在这里否认理智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而以直觉、感性直观为正确思维的必然程序。在他看来,人的生活是流行之体,人自然要走他那最对、最妥贴、最适当的路,人们遇事随感而应,便自然调和、自然得中,自然所应无不恰好。因此,经典儒家一任直觉,使许多在后人看来实在不通的事,而在他们那里并没有自己打架,并没有呈现矛盾冲突,而是一通百通,无所不通。

  期望通过重建儒家价值系统,达到既没有宗教的荒谬不通种种毛病,而又具有宗教效用的目的

  梁漱溟认为,儒家精神中的直觉来不得半点有意识的作为,而是人类生命的本能冲动,这正是儒家精神所反复强调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是人的“本然敏锐”。通观梁漱溟的全部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这露出了一点破绽,那就是他在谈论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时,相当推崇理智与分析,而现在又觉得直觉也甚有用处。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的所谓“仁”。他指出,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痹。所有的恶,都是由于直觉麻痹,别无其它原故,所以,正统儒家教人求善,就是教人“求仁”。因为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

  尽管历来对仁的理解,包括孔子答弟子问各有不同,但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仁,就是一任直觉,随遇而安,只要能安,也都算做到了仁。所谓仁,不过就是本能、情感、直觉,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这个状态必须具有“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

  从“仁”的观点出发,遂引出儒家的也是中国人所共有的且与其它文化相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态度,即“不计较利害”。儒家期望万物自然活泼地流行生发,以不计较利害而不致伤害生机。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内部的王霸之辩,就在于一个是非功利的,一个是功利的。梁漱溟认为,王道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并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在儒家精神的熏染下,中国人向来缺少功利主义的观念与习惯则为最明显不过的事实。

  中国人在儒家不计较的、非功利的价值取向支配下,千百年来,使原本积极用世的理想淹没在中庸调和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合一的一系列圆融无碍的关系之中。就实际后果而言,儒家不计较的人生态度明显是一种消极的精神,它虽足以与现代西方精神相调剂,以解救西方精神的危机,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无疑则应辩证抛弃。不如此,现代价值系统不能成立,中国的现代化也无实现之望。

  儒家精神的大意与原则就在于如何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仁的生活,因此在如何下手方面颇为困难。梁漱溟认为,实现儒家精神境界即达到仁的生活,唯一的途径是依赖一种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的东西,即提倡孝悌和推广礼乐,建立一种既是宗教的又非宗教的、既是艺术的又非艺术的情志生活。

  孝悌的观念实在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它的本意并非现代人理解的那种狭隘的尊卑观念,而是期望人们自觉地相互关照,过那富有情感的生活。人们只要从情感发端的地方下手,只需培养起一点孝悌的本能,则其对于社会、世界、人类都不必教他什么规矩,而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至于礼乐,也向来是儒家中最重要的作法,礼乐一亡,实无儒家可言。因为,儒家的着重之点在于培养或诱发人的情感,而情感的培养或诱发仅靠孝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儒家的教化手段并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依靠具有宗教氛围而又非宗教的礼乐。

  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难看出梁漱溟建立新宗教的努力与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们都深感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迁,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信仰危机,都试图寻找或者重建一个新的宗教来拯救社会,维系人心,重建秩序。梁漱溟在对儒家精神进行现代诠释的过程中,虽然极其推崇儒家直觉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同时也竭力排斥儒家的非理性主义,期望通过重建儒家价值系统,达到既没有宗教的荒谬不通种种毛病,而又具有宗教效用的目的。

  梁漱溟承认,他这番对儒家精神的现代诠释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不是历史主义。他理想中的这些儒家精神在原始儒家那里确实存在,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很少真正实行过。所谓“礼乐不兴”,实际上是儒家精神无从安措,儒家价值系统无法确立,结果便是后世陋儒所造成的糟粕形式以及呆板训条。这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儒家形象。换言之,梁漱溟认为,原始儒家的精神要素本是好的,只是被后世陋儒所糟蹋,今人欲建立新的价值系统,拯救信仰危机,无需太多外求,只要能从遥远的儒家精神入手,即可轻而易得。此种思想,正是当代儒家主题思想的最初萌芽。

  显而易见,梁漱溟对儒家精神及其历史发展的描述与阐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与压力之下而作出的本能反应,是在理性层面的深入思考。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除去一些具体的原因之外,如果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来考察,实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传统重整运动。而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开始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中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新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质都是一种理性的文化传统重整运动。

  依据上述原则来分析,我们看来梁漱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几乎同时采用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手段。

  在理性层面,梁漱溟冷静地比铰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采取对西方文化既吸收又排斥,对中国文化采取既排斥又再创的基本态度。在非理性层面,梁漱溟虽然竭力排斥儒家的非理性主义,但又高度赞美儒家崇尚直觉的精神和具有宗教意味的礼乐意识,企图重整儒家对人生的勖勉安慰作用。这一点对当代儒家启发多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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